「邪惡總是憑藉其傑出的愚弄人的力量而得勝」

任何專制國家的教育的目的，都是在極力降低國民的心智。

—— 孟德斯鳩

為什麼禁止言論自由？只有三個解釋：一 、它過去做了壞事，怕人們提起；二、它正在幹壞事，怕人們批評；三、它準備幹壞事，怕人們揭露。總之，禁止言論自由一定與壞事相關，絕對不是好事。

—— 華盛頓

拒絕參與政治的懲罰之一，就是被糟糕的人統治。

—— 柏拉圖

甘心做奴隸的人，不知道自由的力量。

—— 貝克

如果你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家，看到那裏的報紙上全是好消息，我可以打賭，這個國家的好人都在監獄裏。

——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Ex-senator of US Congress

「人這種卑鄙的東西，甚麼都會習慣。」—— 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尖銳的批評完全消失，溫和的批評將會變得刺耳。如果溫和的批評也不被允許，沉默將被認為居心叵測。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許，讚揚不夠賣力將是一種罪行。如果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那麼，唯一存在的那個聲音就是謊言。 

—— 柏拉圖

當欺騙充斥著每一角落，道出真相已經是革命行為。 

—— 奧威爾

泰然自若地說謊，意味著做好幹一切壞事的準備。 

—— 张维迎

自由不是讓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自由是教你不想做什麼，就可以不做什麼。 

 —— 康德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如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多麼精緻簡潔，只要不是真的，就必須被拒絕或被修正；同樣地，法律和制度，無論如何有效率和安排有序，只要不正義，就必須被改造或被廢除。

 —— 羅爾斯

極權必然摧毀人的本質

極權主義企圖征服和統治全世界，這是一條在一切絕境中最具毀滅性的道路。它的勝利就是人類的毀滅；無論在哪裡實行統治，它都開始摧毀人的本質。

—— 鄂蘭

個人與專制統治

追隨本能的人只封閉在自己個人興趣的圈圈中：也許包含家人與朋友在內，但是他毫不關注外在世界，除非外界對其本能願望追求的事物有所幫助或阻礙。這種人生帶有某種狂熱且局限的特質。相較之下，哲學性人生則是平靜而自由。

  —— 羅素 -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平日生活中，大多數男女對於個人境遇和世界局勢都既不加以思考亦不做評論。他們安分守己，知足度日，而從不對超出當下所需之物抱什麼非分之想。他們像野獸一樣本能地尋求眼前的滿足，既無深謀遠慮，也不奢求通過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但也有一些人受著個人野心的驅使，費盡心思地謀求進入較為幸運的階層；然而這些人中間卻很少有人真正關心讓他們為自身謀求的那些利益成為全體人民共同享有。只有極少數杰出人物對全人類抱有這樣的愛護之心，對充斥世間的罪惡和痛苦不忍熟視無睹，而全然不管這些罪惡和痛苦究竟對自身生存有無妨害。這些人以悲天憫人的英雄氣概，力圖首先在思想上然後在行動上尋找到一條出路，建立起一套新的社會制度，在這一社會制度下人類生活會變得更加富足，更多一些歡樂，更少一些本可避免的罪惡。

  —— 羅素 - 自由之路

在人生中，能夠做回自己，站在自己認為正確和公義的一方，可能比站在勝利的一方但永遠當別人的傀儡或應聲蟲，更為高尚、快樂和重要。

  —— 黃偉豪 - 信命運的人也看交通燈

我的政治信條的根本要點在於：專制統治，或云不加限制的主權，絕對的權力，無論出現在人民代表大會當中，還是出現在貴族議會，寡頭團體與君主統治之中，都沒有區別 —— 都一樣專斷，殘酷，血腥，並在各方面都像惡魔一樣。

  —— 約翰·亞當斯 - Letter to Thomas Jefferson

「四個堅持」

「中國台灣」領導人（即「中華民國台灣總統」）蔡英文雙十演講，提出台灣的「四個堅持」：「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堅持主權不容侵犯併吞」，以及「堅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必須遵循台灣人民的意志」。

這個宣言是強有力的，因為它道出了現狀和事實，釐清了台灣現時混亂的兩岸思維，並且為將來兩岸問題的爭論奠定了是非標準。同時，這個「台灣版四個堅持」又充滿了智慧，它避免了兩岸之間最終的獨統及「九二共識」爭議，令台灣的藍綠陣營無法否認，令中共無法直接反駁，也在全球層面為「台灣問題」的認知正本清源。

你能說「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不對嗎？連中共都在用「全過程民主」搶奪自由民主的制高點呢。

你最多可以爭論中華民國已於1949年滅亡，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但你無法駁斥「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個事實。

「堅持主權不容侵犯併吞」沒有錯吧？你可以爭論台灣或中華民國台灣到底有沒有主權，那不還是無法逾越台灣藍營堅持的「九二共識」及「一中各表」嗎？

至於「堅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必須遵循台灣人民的意志」這個符合民主的訴求，你可以爭論台灣前途應該由十四億中國人，而非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投票表決。但是這種說法似乎有些問題，因為正常來說，根據民主原則，一個地方的前途理應是由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共同決定。

蔡英文提出這個「台灣版四個堅持」，不禁令人回想起當年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兩種「四個堅持」都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兩者本質上的分別又在哪裡呢？

至於「四個堅持」能否堅持下來，始終還是要以實力為基礎。你如果瞭解當年夏威夷是如何被併入美國的歷史，就會更加清楚這一點。分別只是在於那「昭昭天命」的本質。

愚蠢的禍害及解藥

無論是個人、社會或國家，我們都不斷重複地見識到愚蠢，因愚蠢而帶來的頑固、背叛、墮落及悲劇。二戰時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他著名的《獄中書簡》（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給出了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和解藥。

讓我們先細讀潘霍華的文字吧。

你可以抵抗惡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憑借力量來防止它。惡意總是包含著它自身毀滅的種子，因為它總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話。然而面對愚蠢，根本無法防衛。要反對愚蠢，抵抗和力量都無濟於事，愚蠢根本不服從理性。

假如事實與一己的偏見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實，假如那些事實無法否認，那就可以把它們乾脆作為例外推開不理。所以同惡棍相比，蠢人總是自鳴得意。而且他很容易變成危險，因為要使他揮拳出擊，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惡意來，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對付。我們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論理，因為那既無用又危險。

要恰當地對待愚蠢，認識它的本來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卻是蠢人，還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絕非蠢人，作為某些特定環境的產物，我們驚訝地發現了這種情況。

我們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養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這樣一些環境下養成的，在這種環境下，人們把自己養成蠢人，或者允許別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們還進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際或孤寂獨處的人來，在傾向於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個人或團體當中，愚蠢要普遍得多。

由此看來，愚蠢是一個社會學問題，而不是一個心理學問題。它是歷史環境對人的作用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種心理副產品。

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頑固，但我們切不可因此而誤認為他很有獨立性。人們多多少少會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談話時會感覺到，簡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談話，不可能同他進行肝膽相照的交談。同他談話時，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連串標語口號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變成了純粹的工具，就再也沒有什麼罪惡的極限是蠢人所不會到達的了，但他仍然始終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惡。在此有一種惡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險，它會對人造成無可補救的損害。

然而正是在這個方面，我們意識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來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贖，此外別無他法。迄今為止，企圖用理性論證去說服他，絲毫沒有用處。在這種事態中，我們可以完全明白，為什麼試圖去發現「人民」真的在想什麼是徒勞無益的，為什麼這個問題對於負責地思考和行動的人來說也完全多餘。正如聖經所言︰「對上帝的畏懼，就是智慧的開端。」換言之，治療愚蠢的唯一辦法，是靈性上的救贖，因為唯有這樣，才能使一個人像上帝眼中負責任的人那樣生活。

不過，在對人的愚蠢的這些思考中，也有一點可慰之處。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大多數人在所有的環境中都是愚蠢的。長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們的統治者是希望從人們的愚蠢之中，而不是從人們的獨立判斷和敏銳思想之中，獲得更多的東西。

潘霍華所思考的層面是國家及政權，納粹時期的愚蠢。但他的觀察同樣適用於個人和社會層面。那些被利欲薰心而背信棄義、自甘墮落的人；那些喜歡操弄是非、品格低劣的社交動物；那些靠奸詐欺騙覓食的敗類⋯⋯，都是在愚蠢中或依賴別人的愚蠢中，希望獲得更多東西。

人世間的一切悲劇、災難，源自於愚蠢。愚蠢不是理智的缺失，而是道德的缺陷。

正如潘霍華所說的，對愚蠢講道理的確毫無用處，只能訴諸心靈的救贖。潘霍華相信用「對上帝的畏懼」達成救贖，也就是說要以道德作為人生最終的指引，並且畏懼因不道德而受到嚴厲懲罰。

我們都清楚，只有善的宗教並不足以培養善的心靈（治癒因道德缺陷下的愚蠢），人們必須首先生活在一個平等、自由、公義得到保障及彰顯的社會。

自由民主的制度是必要條件。

弱者的命運與選擇

屈辱過後，你仍要面對戰爭；

下跪之後，你仍然會被DQ；

強者可以為所欲為，弱者只能接受命運。

唯有祈求強者憐憫，靠著殘羹冷炙的「滴漏效應」生存；

或者無恥獻媚，討得主子歡心，獲得奴才般的滿足。

人，如果沒有意志和毅力去實現正義與法治，就只能夠生活在這種環境，世代相傳，循環不息。

民主自由體制的形式與實質

已故史學泰斗余英時先生提到過，民主和自由需要有其「背景文化」（Background Culture）的支持才能夠成功。

這種民主與自由的文化必然來自社會上的菁英份子（古代社會的識字份子）。也就是說，處於社會上層的「成功人士」（所謂菁英份子）首先必須擁有深厚的人文素養，高尚的品格，然後才可能延伸出對民主與自由文化的嚮往，影響整個社會的風氣及思想，逐步培養出民主與自由的文化，最後建立起民主及自由的政治制度，並且在經歷無數挑戰後屹立不倒。

這就是余英時先生說的「背景文化」的作用及威力。

了解美國歷史的朋友，必然理解當年林肯總統的「蓋茨堡演說」為什麼能夠如此膾炙人口。只有擁有民主自由（當然包括平等）文化素養的民族才會深受這篇演辭感動和鼓舞，願意用生命維護民主自由的體制。這樣一個民族的整體品格也必然是相對較為文明高尚的。

其實不少獨裁極權者在獲得權力前，也都是高唱民主自由來騙取支持的。這些人品格低劣，利用騙人把戲獲得政權後，便會露出真面目。當然，手段高明點的，會換個把戲繼續騙 —— 諸如「人民不需要自由」啦﹑「國家安全」啦﹑「民族大義」啦﹑「捨我其誰」啦等等。

缺乏民主自由文化素養的社會，就算為了趕時髦或期盼好生活而接受了民主制度，多數無法應對挑戰，最終演變成「偽民主﹑假自由」的獨裁威權制度。

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及不少前加盟國，東南亞的泰國﹑緬甸等，都是例子。這些國家因為種種原因缺乏民主自由的背景文化，人民只注重「吃飯權」（或者「高級」一點的「安樂茶飯權」），無法識別獨裁威權的陰謀及詭辯，很容易便放棄自己的政治權利，拋棄甚至鄙視民主自由理念。

事實上，新加坡也存在著民主自由文化缺乏的問題，人民擁抱「獨裁威權」文化。就算台灣，也不乏生活欠佳的人懷念著當年的威權時代，社會成功人士念茲在茲讓「下等人」聽話順從的美好想像。

這種情況凸顯了余英時先生所說的，真正堅實的民主自由制度，必定需要同時擁有「量」與「質」。民主的「量」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而「質」則是公民的人文素養（對歷史﹑哲學﹑文學﹑政治的理解，遵循文明的生活方式）及對民主自由文化的認同。

面對經常利用恐懼或不滿跳出來迷惑人心的「獨裁威權」文化挑戰，只有擁有堅實人文素養的社會，才能夠辨識謊言，正確判斷，不為所惑，達到「群體免疫」。

民主自由的「量」和「質」就是哲學家們講的「形式」和「實質」。香港人擁有深厚的人文素養這個「實質」，缺乏的竟然是民主自由的「形式」（普選），十分可悲。

台灣人擁有了民主自由的「形式」，但比起香港人，相對缺乏的卻是民主自由的「實質」，容易受到「獨裁威權」文化的迷惑和操控，是另一種需要警惕的地方。

我深信「顯而易見，最優良的政體必然是這樣一種體制：遵從它人們能夠有最善良的行為和最快樂的生活」。「民主自由」體制相較於「獨裁威權」更接近這種最優良的政體。擁有它的要好好珍惜；沒有的，要盡力爭取。

「阿富汗震撼」給美國人的教訓

美軍為報復911遇襲，入侵阿富汗消滅基地組織及捉拿拉登，十年後的2011年5月在鄰國巴基斯坦找到拉登藏身之處並將其擊斃。本來任務完成後可以撤軍，美國人卻選擇繼續駐軍阿富汗，協助阿富汗人建立民主制度，訓練阿富汗軍隊捍衛這一制度，對抗塔利班和阿爾蓋達等極端組織。

於是者，又過了十年，美國人發現阿富汗人並沒有決心捍衛民主制度，各地軍閥繼續陽奉陰違虛與委蛇，塔利班依然強悍。那位被譏為「喀布爾市長」（因各地軍閥割據以致政令不出首都）的民選總統看來也是打著支持民主的幌子騙美國人的錢。面對這個看來無可救藥的國家，早已財源耗盡精疲力竭的美國，把心一橫，於2021年8月全面撤軍。

佔領阿富汗二十年的美國，繼七十多年前拋棄國民黨，四十多年前拋棄南越政府後，再次上演了一齣「阿富汗震撼」，拋棄阿富汗民選政府及人民，倉皇撤離。新聞畫面上，人們看到那些無助的阿富汗人爭相逃離首都，包括那些數以千計瘋狂追趕美軍運輸機，希望逃離的人群，以及隨後全世界都看到的慘劇 —— 飛機起飛後竟有人從飛機上高空墮下。還有聽到訪問中婦女們驚恐的聲音，無望地表示自己將失去一切權利，甚至等死。

塔利班已經進駐總統府，美軍的直升機還在忙碌地進行著撤僑行動。加上數天前，美國總統拜登還信誓旦旦的告訴傳媒，阿富汗不會立即淪陷，塔利班不會全面執政，人們不會看到如1975年美國人從西貢大使館屋頂乘搭直升機倉皇逃走的畫面。結果美軍撤離後只過了九天，相反而難堪的事實就讓美國人再次在世人面前顏面盡失。

總統拜登被迫發表電視講話，把責任悉數推給前任及前三任，指責阿富汗人毫無抵抗意志，告訴世人，美國入侵阿富汗的目的只是消滅阿爾蓋達組織及追捕本﹒拉登，而不是在阿富汗建立民主政府。

那麼，美國為什麼不在2011年擊殺了本﹒拉登後撤軍？

至於阿富汗人缺乏捍衛民主及自己權利的意志雖然是事實（受美軍裝備及訓練二十年的三十萬政府軍，竟然被塔利班的九萬軍隊在九天內徹底擊敗，可想而知），美國卻始終沒有認清楚造成阿富汗及自己失敗的最根本原因。

二十年來，美軍為了便宜行事及操控阿富汗政府，姑息甚至鼓勵各地軍閥各自為政，人民處在各地軍閥壓迫，中央政府積弱的狀況下，根本無力捍衛自己及國家。美國人又自以為務實，實則愚蠢無比地與塔利班眉來眼去，在在強化了塔利班的信心，弱化了本已四分五裂各懷鬼胎的政府軍隊的抵抗意志。

美國人還不無自豪地宣稱自己比當年佔領阿富汗十年的前蘇聯多留了一倍時間。這又是一個愚蠢的比較。歷史上佔領阿富汗的帝國，只是為了令阿富汗人屈服在帝國的統治下，而美國理應與其互別瞄頭。

美國是為阿富汗人帶來人權﹑自由及開放社會的，是造福阿富汗人自己的（儘管美國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消滅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土壤，令美國安全），必然會得到大多數阿富汗人的支持。但是，在一個數千年來處於獨裁封閉的社會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先決條件必然是徹底消滅人權﹑自由與開放的敵人，讓人民有勇氣也有能力站出來，組織及掌握國家權力。美國人姑息軍閥，接受塔利班的存在，卻又指望在這種環境下建立自由民主制度，難怪會浪費鉅額金錢與二十年光陰。

美國不斷重複的最大錯誤是無法堅定敵我意識，不切實際地談判姑息甚至美化敵人，同時醜化自己陣營的同盟。姑息甚至認可內部軍閥割據以便操縱利用，同時又矛盾地期望這種環境下民主制度可以建立。當自欺欺人不成又資源耗盡，便指責受害人，然後心安理得地拍拍屁股走人。

美國向來短視和只注重軍事，缺乏政治智慧與戰略思考，丟掉中國與越南便是兩個顯例。在國共內戰前，美國就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抬高中共而貶抑國民黨，幻想通過談判達成國共合作。中國內戰後，公開宣稱放棄防衛台灣和南韓，給自己造成更大的災難。韓戰時不敢動用核武，越戰時不敢入侵北越，阿富汗戰爭時沒有徹底消滅塔利班和軍閥，以徹底消滅自由的敵人為目標，從而建立持久的自由民主國家（美國二戰後成功建立民主制度的國家像日本，南韓，德國，都是軍事佔領並徹底消滅自由的敵人的結果），結果是一錯再錯，不斷做失敗的冤大頭。

看來美國人應該好好弄懂中共與毛澤東的智慧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才有機會真正地贏得自身安全，並順帶著造福一下全人類。否則，當今之世，美國已經不是一國超強了，繼續愚蠢又天真地做冤大頭，可能會動搖國基，非自由民主世界之福，不可不慎。

有人由阿富汗聯想到「今日阿富汗，明日台灣」，是不值一駁的錯誤。台灣須要吸取的唯一教訓，是不要讓藍綠之爭將台灣「阿富汗化」。

不公正審判之惡，遠超犯罪

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多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 培根 <論司法>

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論語 · 泰伯》

主體性的特徵在於說「不」

法國戰略大師薄富爾將軍說，人類命運受到兩個因素影響：哲學思想和戰略。那麼，腦袋裏兩者皆空的人，千萬別以爲會賺幾個錢就不可一世，你的命運正掌握在別人手中。學會點哲學思考吧，有助於謙虛謹慎，未雨綢繆，趨吉避凶。

富有而喜愛哲學思考的，早早轉移資本，成功「跑了」。而鄉巴佬們不懂，只知跳忠字舞，最後被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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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政是怎樣煉成的？始於一人一黨獨裁（Dictatorship），再爾建立專制（Authoritarian），然後理論制度文化自信滿滿，光榮地踏入極權時代（Totalitarian），最後暴政（Tyranny）無聲無息地來了。

那麼，善治又是如何煉成的？首先人們為了達成一些公義，共同建立法治（Rule of Law），以最終政治權力掌握在每一個人手中的民主（Democracy），確保獨裁專制及暴政不會出現，人民因而享有自由（Liberty），善治（Good & Right）自然而然地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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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維爾曾經如此形容在專制獨裁下生活的法國人：「只夢想著如何在一個主子治下盡可能自得其樂」；「他們看來要把對奴役的熱愛，變成美德的要素」；「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為追逐他們心中所想的小小庸俗享樂而奔波」。

代價就是，「在這樣的一群人上，聳立著一個只負責保證他們的享樂，和照顧他們一生的，權力極大的監護性當局」，最終，「它使人精神萎靡，意志消沈，和麻木不仁。最後，使全體人民變成一群膽小而會幹活的牲畜，政府則是牧人」。

可幸，法國人最終走上了現代文明之路 —— 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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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為人，應該在於超越了動物的追求。很多人一生享盡名利快活，自以為是智慧成熟的化身，但是比較其所得所求，卻與動物在本質上沒有分別（甚至更不堪）。這些人其實並沒有作為一個人而活過 —— 人之所以別於動物，在於追求真相，正義，自主，超越等精神上的高貴與富足。

人什麼時候甚至連動物都不如？就是連主體性都失去的時候。主體性的展現特徵在於能夠說「不」，在於「憤怒」，在於「否定」。

電腦不能說不；奴隸不能說不；愚人不懂說不；極權統治下的人民不敢說不。

那些對世間不公不義之事，既不敢說不，也不感到憤怒（或根本意識不到世間不公義的事），否定更是無從談起的人，其實早已失去主體性，活得「畜生不如」。不少這種人還不知恥地認為自己「成熟」，正在追求其他的「美好」—— 就像那些識途老狗般，快樂而「成熟」地追求著「美好」。

歲月靜好

聽智者說過，這個世界上有一人種同時擁有兩種特質：做人沒有底線，同時思考缺乏邏輯。

沒有底線的人為了個人利益，什麼事都做得出來而不覺缺德，什麼謊都會說而不知羞恥。

缺乏邏輯的人，每逢錯誤遭別人指出，必然“whataboutism”（比爛主義）上身，立即反問對方是什麼東西，沒有資格說三道四，誰誰誰也好不到哪裡去，似乎問題已經解決，錯誤從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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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上又有另一種人，自欺欺人的程度達到了天真幼稚級數。

起點是對著眼前的利益口水直流，偏偏賺取這些利益與自己公開強調的價值觀背道而馳；又或者面對嚴重威脅，卻不想犧牲自己目前的歲月靜好，挺身戰鬥。

於是自欺欺人說辭出場。其一是相信對方的「美好本質」，認為只要理解，示好，讓步，合作就可以改變對方，交了朋友，未來對方必然會與自己在價值觀上並肩同行；其二是相信「現實主義」，認為功利共謀可以帶來永久和平與利益。

世上有某些民族，他們舉國抄襲，低價傾銷，弄虛作假，目的不是共贏，甚至不是賺錢，而是消滅對手，獨攬權力與利益。找這些人玩雙贏，只是給了對手機會贏兩次。

歷史一再證明，這種天真級的「專業建議」，只不過是為圖短利的自欺欺人，或苟延殘喘下的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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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惡很簡單，正義卻要負起責任；失敗很輕鬆，成功卻要付出努力。

不去承擔責任比較自在，不思考，不做事，不在乎的為人很輕鬆。把今天的事拖到明天，將自己淹沒在不費氣力的享樂中，都是快樂無比的生活。

力爭上游是困難的，選擇與高尚正義為友是容易不自量力而遭到恥笑的。這才是那麼多人選擇走上失敗者，低賤者，或邪惡者之路的原因。

美國國會山莊風波與美國國運

美國2020總統大選因為郵寄投票不可思議地大增，並且在點票已完成95%以上的最後關頭，不可思議地逆轉了特朗普一路領先，看來穩操勝券的巨大優勢，引來全國（應該是全球）譁然。選舉結果突然間被史無前例的幾百萬張一面倒的「郵寄選票」完全逆轉，而這麼大規模且逆轉勝負的選票，竟來自從來沒有露過臉的「投票人」，且驗證郵寄選票的程序缺乏或存在嚴重漏洞。舉國上下對造假的質疑並非無的放矢。

可惜的是，從點票完成到國會確認結果之間，只有短短兩個月時間，根本很難及時找到確鑿證據，毫無疑點地證明選舉舞弊。

作為一個曾經不惜以巨大犧牲捍衛自由民主制度的美國，面對影響如此重大的民主制度危機，最佳的解決方案應該是在幾個有巨大爭議的關鍵選州重新投票，並且要求全部實體投票。

人類惰性與逃避困難的特性使然，從執法部門、法院到議會，皆選擇逃避，以程序性的手段強行壓下眾多國民實質性的質疑與控訴。這種自欺欺人的處理方法，並沒有釋除國民對選舉體制被劫持的疑慮，加劇了國家分裂，無由解決美國自由民主制度的困境。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迎來了確認新一屆總統人選程序的最終篇 —— 1月6日國會確認選舉結果日。美國的傳統價值和選舉制度處於危機當頭，所有合法抗爭之路都被程序手段堵死，時間緊迫，21世紀美國的「愛國者」們，以7400萬支持特朗普主義的堅實選票作後盾，齊集華盛頓舉行最後的示威抗議，其中部分人決定衝入國會山莊。

衝入國會大樓的民眾赤手空拳，沒有持槍，沒有縱火，沒有搶劫。反而是警察荷槍實彈，不但瘋狂發射催淚彈、煙霧彈造成火光熊熊，竟然還以實彈射殺手無寸鐵的抗議者，造成一名35歲，曾在美國空軍服役十四年的年輕女性，在嘗試打破一扇木門玻璃進入時被近距離射中頸部身亡，造成真正的恐懼。

衝擊在下午一點左右開始，人數並不多。到了晚上八時國會大樓已經恢復平靜，國會隨即復會及順利通過總統與副總統確認表決，可見恐懼是官方製造出來的。而面對那早就昭告天下，針對國會確認會議的大型集會，無論是國會保安或警方都沒有事前加強設防，更是啟人疑竇。

或許那些自以為高高在上者會爲史上少有的國會大樓被民眾衝入而驚呼、憤怒，渾然忘記這座大樓及其權力是屬於全體美國公民的 ——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民主黨議員這次聲嘶力竭地譴責「暴力」。回看這些人在「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發生打砸搶及衝擊政府機構包括白宮時的默不作聲，盡顯虛偽。衝入國會大樓的人連一支槍也沒有帶，沒有攻擊議員，總統候任人拜登卻指斥是「造反」（insurrection），更讓人對其判斷力和鎮定力多添了一層擔憂。

共和黨議員在這起事件中則表現得膽怯投機，人人面對禍源別開臉去，選擇最容易卻最有害的作法，最終將會自食其果。副總統彭斯說「暴力永遠不會得逞」。真的嗎？事實是，暴力永遠得逞，包括政權暴力、軍隊暴力、警察暴力。

參院喬治亞州民主黨參選人競選時的口號是「我當選後會做好兩件事：共同防疫及批准救援資金發放」。這兩件事有何難度？不負責任地慷他人之概，慷前賢之慨，是民主黨的黨病。由這種人把持政權，真正愛護美國的人能不擔心嗎？更何況如果整個選舉機制已被作假劫持？

人與鴕鳥原來如此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