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止於何處，人始於何處」

我既未將你安置於天界，也未將你安置於塵世；既未將你拘限於可朽的境域，也未將你定置於不朽的境域。如此，你便能以自由而尊榮的身分，作為自己的創造者與塑造者，依照自己的意志，決定自己的形貌與本性。

你可以墮落，退化至較低等的存在，如同禽獸；也可以藉由靈魂的判斷與提升，重生於較高等的存在，趨近神性的境界。

—— Giovanni Pico - 論人的尊嚴

自然產生人類的意義

由於動物為活著而受苦，卻缺乏反抗這痛苦和形而上地理解其生存的能力，天性深刻的人們總是對它們心懷同情；看到無謂受苦的現象，這的確有最深刻的理由令人憤怒。所以，在世界不止一個地方都有人猜測，是罪人的靈魂投胎到這些動物的身體裡了。於是，這乍看之下令人憤怒的無謂受苦，一旦面對永恆的公正，作為懲罰和贖罪，便在真正意義上得到了解脫。

誠然，這樣作為動物在飢餓和欲望的支配下生活，毫無頭腦地度過一生，是很嚴重的懲罰；再也想像不出有比猛獸更悲慘的命運了，牠受最尖銳的欲望驅趕，穿行於荒漠，很少得到滿足，即使滿足了，也會因為與其他野獸的殊死搏鬥，或因為令人厭惡的貪婪和饜足，導致滿足變成了痛苦。這樣盲目而愚昧地執著於生命，沒有更高的報償，對於受罰的事實和原因全然不知，反而瘋狂愚蠢地把這種懲罰當作幸福來貪求—— 做動物就是這個意思。

假如整個自然是以人為歸宿，那麼它是想讓我們明白：為了使自然從動物生活的詛咒中解脫出來，人是必需的；存在在人身上樹起了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裡，生命不再是無意義的，而是顯現在自身的形而上意義中。我們該好好想一下：動物止於何處，人始於何處！自然僅僅關注這個意義上的人！

如果一個人在生命中只求幸福，就代表他尚未超越動物的眼界，區別僅在於動物是在盲目的衝動中追求那些東西，而他是更加有意識地追求罷了。可是，綜觀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我們大家都是如此：我們往往並未擺脫動物性，我們仍是好像無謂地受著苦的動物。

—— 尼采 - 作為教育家的叔本華

為了人類的善，自由與貪婪需要內外兩種制約

歷史似乎從無例外，當個人、企業、統治階層或整個社會的貪婪缺乏約束時，後果必然是不平等加劇，制度被破壞，信任消失，最後帶來動盪與災難。

極權，寡頭政治體系必然淪落至此。所謂的自由民主社會，既得利益者或強勢者亦往往在「自由」這面旗幟下，不斷製造出不平等及裙帶現象，最後導致權力失衡、腐敗，並且監管失效。

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上的幾個著名例子吧。

1720年的南海泡沫。18世紀初，英國投資人瘋狂追逐南海公司的股票，大量投機炒作使股價遠遠脫離實際價值，集體貪婪又缺乏制度制約下，許多人傾家蕩產投入市場。結果股價大跌，大批投資者破產，政府官員涉入貪腐醜聞，民眾對金融和政治制度失去信心。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8世紀末的法國，貴族與教士享有種種特權（包括無需納稅的特權），平民百姓則承受著沉重稅負。特權階層追求誇張的奢華生活，忽視財政危機，在民生早已艱難困頓的情況下，仍然毫無顧忌地維護著自身種種特權利益，漠視民間苦難。終於在糧食價格飆升，國家財政瀕臨破產下，民眾不滿爆發，一場大革命推翻了舊制度，迎來了五年的動盪與腥風血雨。

19世紀末的美國鍍金時代。其時美國工業發展迅速，一些大企業家靠壟斷市場，壓低工資積累了驚人財富，但同時勞工權益缺乏保障，政商關係密切，制約缺位。結果不言而喻，貧富差距擴大，工人罷工頻繁，社會衝突增加。反壟斷法與勞工保護政策等制約措施終於在紛紛擾擾二十年後出台。

1929年股市崩潰及大蕭條。1920年代，美國股市出現投機狂潮，許多人借錢買股票，認為價格只會上漲。在沒有制度及自我約束下，瘋狂投機及過度追求短期利益。結果又是不言而喻，1929年華爾街股市崩盤，銀行倒閉，失業率大增，全球經濟陷入大蕭條，直接導致德國納粹上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

2000年互聯網泡沫爆破。資金盲目投入毫無業績的所謂「科創企業」，大企業也投入巨額資金兼併擴張。最後股市崩盤，大型科技企業倒閉，失業率上升，財富蒸發，經濟衰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在「自由」的旗幟欺騙下，政府放鬆風險管制，許多金融機構為追求短期高利潤，向信用不足者大量發放房貸，並將風險包裝成複雜金融商品出售。結果是房市泡沫破裂，銀行接連倒閉或瀕臨倒閉，全球經濟衰退，數百萬人失業或失去住房。

無論是在政治，企業，或是個人層面，一切毫無制約的自由或貪婪，必然會演變成損害社會整體或個人利益的悲劇。因此，人們絕不應該忽視兩種必要的制約 —— 法律、制度以致長輩監督帶來的必要的外在制約，以及個人內在的道德觀念。自由和貪婪需要這兩種內外制約機制，以防止悲劇發生。

踏入21世紀，AI的快速發展，很可能是另一個嚴重的社會風險。除了人類大量失業這個切身利益威脅，還有假訊息與輿論操控，財富和權力超高度集中帶來的政治與社會風險，自主武器帶來的戰爭風險。這次的風險和影響面將會遠超過往，因此，外在的法律制度及監督和內心的道德律這兩種制約會更形重要。

外在法律制度及監督需要介入制訂安全標準，透明度要求，隱私保護，公平競爭規範以及問責機制。目標不是阻止AI發展，而是在享受技術帶來的好處時，降低其可能造成的社會衝擊。

另外，針對AI將帶來的廣泛的失業問題，社會必須切實研究實施「全民基本收入」的安排。人類的自由，尊嚴，創造力，追求真善美的靈魂是如此珍貴，理應藉助人類智慧發展出來的AI的生產力提升及「全民基本收入」安排，賦予人類這種珍貴的存在一個自由與尊嚴的生活。別忘了古希臘雅典的文明蓬勃發展，藉助的是奴隸制度。如今人類將通過AI和機器人取代不人道的奴隸制度，創造出一個豐足的社會，人類將可以再次選擇擺脫生活中的繁瑣勞動，轉而追求智慧與文化。

相對於動物及未開化的古代人類弱肉強食的森林原則，文明社會的人類的共同目標是賦於所有人生存的自由與尊嚴。

AI的創造依賴的是少數智慧超群的天才和企業家，但是從培養這些天才，到AI的發展和成熟，無不依賴著整個社會的支持與投入。所以，「全民基本收入」並不是不勞而獲，反而是人類千年來逐步發展科技，最終成功擺脫生存所需勞力後的社會轉型。

為了人類的善，自由與貪婪需要內外兩種制約 —— 外在的法律制度及監督和內在的道德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