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自由體制的形式與實質

已故史學泰斗余英時先生提到過，民主和自由需要有其「背景文化」（Background Culture）的支持才能夠成功。

這種民主與自由的文化必然來自社會上的菁英份子（古代社會的識字份子）。也就是說，處於社會上層的「成功人士」（所謂菁英份子）首先必須擁有深厚的人文素養，高尚的品格，然後才可能延伸出對民主與自由文化的嚮往，影響整個社會的風氣及思想，逐步培養出民主與自由的文化，最後建立起民主及自由的政治制度，並且在經歷無數挑戰後屹立不倒。

這就是余英時先生說的「背景文化」的作用及威力。

了解美國歷史的朋友，必然理解當年林肯總統的「蓋茨堡演說」為什麼能夠如此膾炙人口。只有擁有民主自由（當然包括平等）文化素養的民族才會深受這篇演辭感動和鼓舞，願意用生命維護民主自由的體制。這樣一個民族的整體品格也必然是相對較為文明高尚的。

其實不少獨裁極權者在獲得權力前，也都是高唱民主自由來騙取支持的。這些人品格低劣，利用騙人把戲獲得政權後，便會露出真面目。當然，手段高明點的，會換個把戲繼續騙 —— 諸如「人民不需要自由」啦﹑「國家安全」啦﹑「民族大義」啦﹑「捨我其誰」啦等等。

缺乏民主自由文化素養的社會，就算為了趕時髦或期盼好生活而接受了民主制度，多數無法應對挑戰，最終演變成「偽民主﹑假自由」的獨裁威權制度。

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及不少前加盟國，東南亞的泰國﹑緬甸等，都是例子。這些國家因為種種原因缺乏民主自由的背景文化，人民只注重「吃飯權」（或者「高級」一點的「安樂茶飯權」），無法識別獨裁威權的陰謀及詭辯，很容易便放棄自己的政治權利，拋棄甚至鄙視民主自由理念。

事實上，新加坡也存在著民主自由文化缺乏的問題，人民擁抱「獨裁威權」文化。就算台灣，也不乏生活欠佳的人懷念著當年的威權時代，社會成功人士念茲在茲讓「下等人」聽話順從的美好想像。

這種情況凸顯了余英時先生所說的，真正堅實的民主自由制度，必定需要同時擁有「量」與「質」。民主的「量」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而「質」則是公民的人文素養（對歷史﹑哲學﹑文學﹑政治的理解，遵循文明的生活方式）及對民主自由文化的認同。

面對經常利用恐懼或不滿跳出來迷惑人心的「獨裁威權」文化挑戰，只有擁有堅實人文素養的社會，才能夠辨識謊言，正確判斷，不為所惑，達到「群體免疫」。

民主自由的「量」和「質」就是哲學家們講的「形式」和「實質」。香港人擁有深厚的人文素養這個「實質」，缺乏的竟然是民主自由的「形式」（普選），十分可悲。

台灣人擁有了民主自由的「形式」，但比起香港人，相對缺乏的卻是民主自由的「實質」，容易受到「獨裁威權」文化的迷惑和操控，是另一種需要警惕的地方。

我深信「顯而易見，最優良的政體必然是這樣一種體制：遵從它人們能夠有最善良的行為和最快樂的生活」。「民主自由」體制相較於「獨裁威權」更接近這種最優良的政體。擁有它的要好好珍惜；沒有的，要盡力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