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鬧了，相對主義

相對主義者最喜歡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每個人都有不同標準，沒有好壞對錯。

就好像在告訴我：你認為看不順眼就殺人是錯的；我卻可以認可這種行為 —— 每個人都有不同標準，沒有好壞對錯。

我的眼光比較寬闊，想到一個宇宙級別的論點：愛因斯坦發現，連宇宙的時空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人類哪裡需要守時？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間標準，願意幾時上班上學都行。你的房子下面的土地也不是絕對屬於你的，在我的相對時空標準中，那土地空間此刻是屬於我的。

這麼搞下去肯定會有問題的，對吧？

人還是要有道德底線的。為什麼呢？因為，道德這東西不但是絕對的，更是人類生存，文明，發展的基石。

店家收了錢卻不交貨；父母生下孩子卻不養育；喜歡別人的東西就搶過來…。這些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標準是絕對的 —— 無論你背後有多少不為人知的理由。

對人類來說，真善美也是絕對的。一加一等於二，你偏要等於三，那就只能祝你好運了；素未謀面的人報以微笑是善意，你偏要說那人給你一巴掌才叫善意，不會有人願意跟你討論下去；只有高尚的情操才會感動人，邪惡狡詐感動不了人，你能否認嗎？

回到我的宇宙級別理論。沒錯，地球身處的時空的確只是宇宙間的一個特定時空，在宇宙級別中，不是絕對的。但在實踐上，對地球上的萬物，地球時空卻是固定的，絕對的。否則，明天可能就會有人在你的房子上面蓋自己的房子，沒有人會覺得他做錯了什麼。

儘管道德標準可能需要與時俱進 —— 譬如，自由，法治，文明的標準在不斷發展 —— 但是，無論標準如何發展，都應該是絕對的，造福及適用於全體人類的  —— 絕非那些不同族群（其實是那些落後族群中的既得利益者）的各說各話。

羅剎國和那些馬戶又鳥們，只是特定時空中的異類 —— 人類社會中一些落後，邪惡與愚昧的病態存在。

「安格魯-撒克遜」文化的優勢

由安格魯-撒克遜人建立起來的國家，如英美加澳，一直以來都政治穩定，人民成熟，經濟發達，吸引著全球人才，資金，歷久不衰。

現代文明社會有三大支柱：自由，民主，法治。「安格魯-撒克遜」的優勢來自於將這三大支柱合為一體，缺一不可。

自由是人類進步，科技突破的基礎，也是公平正義社會的必要條件；民主是保護自由唯一可靠的政治制度；民主自由社會制度下建立的法治，才可能彰顯平等，自由，公義，保護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三者缺一不可，否則不是自欺欺人，便是畫虎成犬。

政治穩定，社會文明，科技進步需要的基礎是自由。民主和法治下才會有真正的自由。世上有些政權自欺欺人或自作聰明，以為只要三選其一或其二，就可以權力不失而好處盡得。歷史將無一例外地證明，這些政權不是壞，就是蠢。

當然，獲得民主不易，維護民主更難。民主一旦喪失，法治必然變質，自由也將蕩然無存。

民主得以成功的先決條件有三：相互尊重的意願；尋求共識的意願；團結的意願。這三種意願在處理極度分化的政策和目標時尤顯重要 —— 否則，民主所謂的「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的前提，將只剩下前半句；由此而衍生出來的「法治」，也會退化為「多數人的暴政」。

人在極端情況下的愚蠢缺德及易受蠱惑是民主大敵。對抗這一大敵的良藥，是持續文明社會的建設和良好的公民教育，同時必須採取有效手段對付滿口謊言的政治蠱惑者。

公民教育要強調的，是品學兼優。「學」注重的是能力的有無，強弱和高低；「品」強調的是人文素養，對是非，善惡及美醜的判斷。正如人們常講的「知識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兩者缺一不可。

最近由英國內政大臣提出的「文化多元」有害論再次引發熱議。其實，人們應該深入討論的，是某種文化是否與「民主，自由，法治」的文化背道而馳。這種外來文化，才是有害無益的。

傳統與自由

近代土耳其一直在努力擺脫奧斯曼帝國遺留下來的伊斯蘭政教合一文化，建立世俗文明制度，脫亞入歐。

剛過去不久的土耳其總統大選，兩位候選人便代表著傳統宗教民族主義（訴諸於安穩）與世俗自由主義（訴諸於進步及脫亞入歐）的競爭。「傳統」對決「自由」，最後結果再次由「傳統」獲勝。

在現今全球化時代，維護傳統必然演變成打壓自由。理由除了自由先天不容於固守傳統主義者外，自由也可能滑入極端，造成毀滅傳統，墮落，槍擊，混亂等社會問題，最終招致打著維護傳統旗號的專制回歸。

而任何政權若要極力維護傳統和安穩，往往須要強制打壓自由思想，宣傳宗族主義。極端的政權更免不了宣傳謊言，甚至屠殺異族。

極端的安穩或自由都會遭到反噬。

極端維護傳統和安穩會導致一個民族或國家的落後以及仇外，免不了「落後就要挨打」，或者仇外引發戰爭。最終的結果將是安穩的反面 —— 混亂及政權滅亡。

我為什麼要寫作

我寫作的目的，首先是為了與自己對話；表達自己的價值觀；緩解理想與現實的對立；留下自己身處那個時代的感受和思考；更期望這些思緒的火種能夠穿越時空，惠及子孫後代。

當然，我也希望通過這些文章，接觸到天涯海角中那些志同道合的讀者。又或者能夠有機會喚醒世人對某些普世價值的再思考。

無論如何，寫作是嗜好，也是自己擅長做的事。讀書和寫作的確能夠賦予一個人自由和生命意義。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人生的意義在於覺醒，而不是僅僅活著。覺醒了的地方，就用文字把它記錄下來吧。

觀察這個世上許多自以為成功的人士，絕大多數是才氣或運氣大於學問，學問又大於道德。這些人既缺乏自知之明，又視野狹隘，一言一行皆在擾亂人們心智，摧毀社會道德底線，為禍人間。為了避免文明返祖野蠻，這些人的謊言和歪論必須被揭穿。這也是我寫作的一大樂事。

烏克蘭的「春季戰爭」

俄國一年前悍然全面入侵烏克蘭，卻受到意想不到的堅強抵抗，至今損兵折將，深陷泥沼，被迫收縮戰線，集中兵力在烏克蘭東南部死守。

一年來俄軍不斷換將，最後由總參謀長披甲上陣，負責前線指揮。

普京更不惜冒違憲風險，建立正規軍外另一支軍隊瓦格納集團，與自己的正規軍競爭。

兵員大折下，也不顧戰前聲稱只是「特別軍事行動」的謊言，開始全面徵兵，意圖加倍投入軍事力量，持續攻擊，直至烏克蘭無法支撐而議和。

這一幕幕的變動，很明顯的是在抄襲二戰時斯大林蘇聯的作法。

當年在前線吃盡德軍虧的蘇軍，最後由總參謀長朱可夫將軍親自上陣，終於扭轉局面，贏得二戰勝利。

二戰後期蘇聯反攻期間，斯大林也是利用兩位將領互相競爭的方式，加快各軍團前進柏林的意願。

二戰初期入侵芬蘭的「冬季戰爭」，初期蘇軍慘敗，其後不惜代價持續加碼進攻，直至突破芬蘭重要防線，迫使芬蘭議和，割地賠償。

現在俄羅斯故技重施，今年春季二三月份的戰爭，想必將會非常慘烈。

俄軍幾乎肯定會利用新徵兵力大舉進攻。

烏克蘭也沒有閒著，北約各國都在加快訓練烏軍新兵，烏克蘭政府甚至將徵兵年齡下調至16歲。西方國家正不斷加強烏軍裝備，從重型坦克，到相信不久就會提供的戰機，都將使烏克蘭軍隊的戰鬥力大增。

烏軍能否抵擋住俄軍第二次大舉進攻，並且繼而反攻得手，將是決定這次戰爭結果的關鍵。

儘管烏軍的英勇，早已決定了烏克蘭不會亡國，但是能否奪回包括克里米亞在內的被佔領土，卻在於往後的戰略戰術能力。

如果戰爭再次出現膠著，西方國家有可能會促使烏克蘭放棄克里米亞來換取和平。但是對於烏克蘭來說，失去克里米亞將使自己永遠無法擺脫俄羅斯的威脅。除了俄羅斯將繼續在門口虎視眈眈外，途徑黑海的穀物出口將永遠被置於對方黑海艦隊的威脅之下。

對於西方國家來說，一旦允許強國以武力奪取主權國家的領土，世界也將永無寧日。

烏克蘭必須徹底擊敗俄羅斯，收復克里米亞，才能換來真正和平。

北約也必須做好與俄羅斯直接開戰的準備。

英國政府短命財政計畫的死因

英國首相Liz Truss和她的財相Kwasi Kwarteng因為推出大膽的財政計畫，嚇壞了英國的保守人士和投資機構，上台四十多天便先後掛冠而去。

其實仔細思考一下Truss和Kwarteng提出的計畫，目的是趁全球經濟不景，以英國悠久的制度和影響力優勢鼓勵本地及全球企業投資英國，吸引高生產力人士移居英國，壓制能源價格飆升的負面影響，維持甚至刺激大眾消費，從而為英國經濟帶來增長。

達至以上目的的作法，是減低富人和基本稅率，長期封頂能源價格，增加高生產力人士移民人數，以及一系列減少政府干預市場的政策。如此作法，社會上的高中低階層皆受益，並將增強英國對全球企業和人才的吸引力。

唯一為此政策承擔起初期財務責任的，是英國政府。該計畫以政府增加負債來支付初期成本。以英國政府相對其它發達國家更低的債務水平來看，增加負債也應該是合理和可承受的。

問題出在信心上。

首先，一名不見經傳的年輕白人女性首相，加上一位年輕黑人財相，對整個保守的英國社會來說，已經是疑慮重重了。其次，計畫中的財務費用是要靠舉債應付；而未來的經濟增長卻沒有人能夠保證。

結果，這個本來相當不錯的增長計畫，被人們解讀為世界末日。英鎊和債券價格急跌，利息上揚，市場一片愁雲慘霧。社會上一些意見領袖奮力演出一齣齣「民怨載道」戲碼，以顯示自己多麼的聰明謹慎。

兩位意欲幹一番事業的年輕領袖終於頂不住壓力，黯然下台。

新的財相以及新的首相先後登場。他們做的，只是讓一切回復舊觀，接著準備加稅。連那個為能源價格封頂兩年的計畫，也要縮短到只實行半年。得益的，只是政府和債券持有人。英倫也只能繼續承受著脫歐後的死氣沈沈。

人們如果靜下心來，思考一下，會發覺那個增長計畫是一個擺脫困境，恢復增長，以及惠及大眾的方案。需要的只是信心而已。

英女王的不變，與戈巴喬夫的變

2022年9月8日，在位七十年的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辭世，享年96歲。不久前的8月30日，高齡91歲的前蘇聯最後一位總書記戈巴喬夫逝世。

兩位在20世紀人類歷史中佔據重要地位的人物，九天內先後辭世，喚起人們對一個時代結束的聯想。

英女王繼承的大英帝國曾經控制了三千四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接近四分之一的地球土地面積），自稱為日不落帝國，即太陽永遠照射在其國土上。

戈巴喬夫繼承的蘇聯，是當時世界面積最大的國家，擁有兩千兩百四十萬平方公里國土（接近六分之一地球土地面積）。

然而，這兩位歷史人物給世人帶來的貢獻，卻是通過完全相反的方式。

戈巴喬夫為歷史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解體了極權專制的蘇聯帝國，還給帝國內各民族加盟共和國獨立自主的地位，促成德國統一，以及允許東歐各國建立自由民主的制度。

儘管這一革命性的演變並非戈氏推動改革開放本來的目標，他也完全可以效仿前任揮兵鎮壓，輕而易舉地以人民的生命和自由為代價，保住自己的權位，以及「紅色江山永不倒」。但戈氏堅守理念，允許民族自決，最終以失去個人權位為代價，換來了後世東歐及俄羅斯人擺脫極權專制，重獲自由的生活，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有道德的政治家。

偉大的政治家不就是要為人民的自由與福祉作出貢獻的嗎？獲得自由的民族如果自己不爭氣，不去利用大好良機建立起自由，平等，文明，正義的社會，造福子孫，就只能怪自己，而不是怪責給予自己自由的人。

戈巴喬夫帶給人類歷史的，是「善的變化」，是值得世人感謝及懷念的。

與戈巴喬夫帶來翻天覆地變化完全相反的，是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永恆不變。

女王以其一以貫之的雍容，華麗，高貴，親民形象，在動蕩不絕的塵世中，給予世人一個永恆不變的善的象徵。她的辭世會引起全球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共同懷念，哀悼，是這種「不變的善」在起作用。

人們在驚悉女王逝世的消息後，大多會有一種感覺 —— 在自己起起伏伏的人生歷程中，女王一直陪伴在身邊。那是一種在變化無常的世界中，一種永恆的善的象徵；一種像母親或祖母陪伴在旁的感覺。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我們永遠懷念的，是那些為人類帶來自由，尊嚴，道德和善的人。無論那些人的一生是生榮死哀，還是四面楚歌，人們都應該記住他/她們，欣賞和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