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抵抗惡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憑借力量來防止它。惡意總是包含著它自身毀滅的種子，因為它總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話。然而面對愚蠢，根本無法防衛。要反對愚蠢，抵抗和力量都無濟於事，愚蠢根本不服從理性。
假如事實與一己的偏見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實，假如那些事實無法否認，那就可以把它們乾脆作為例外推開不理。所以同惡棍相比，蠢人總是自鳴得意。而且他很容易變成危險，因為要使他揮拳出擊，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惡意來，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對付。我們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論理，因為那既無用又危險。
要恰當地對待愚蠢，認識它的本來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卻是蠢人，還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絕非蠢人，作為某些特定環境的產物，我們驚訝地發現了這種情況。
我們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養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這樣一些環境下養成的，在這種環境下，人們把自己養成蠢人，或者允許別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們還進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際或孤寂獨處的人來，在傾向於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個人或團體當中，愚蠢要普遍得多。
由此看來，愚蠢是一個社會學問題，而不是一個心理學問題。它是歷史環境對人的作用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種心理副產品。
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頑固，但我們切不可因此而誤認為他很有獨立性。人們多多少少會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談話時會感覺到，簡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談話，不可能同他進行肝膽相照的交談。同他談話時，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連串標語口號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變成了純粹的工具，就再也沒有什麼罪惡的極限是蠢人所不會到達的了，但他仍然始終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惡。在此有一種惡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險，它會對人造成無可補救的損害。
然而正是在這個方面，我們意識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來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贖，此外別無他法。迄今為止，企圖用理性論證去說服他，絲毫沒有用處。在這種事態中，我們可以完全明白，為什麼試圖去發現「人民」真的在想什麼是徒勞無益的，為什麼這個問題對於負責地思考和行動的人來說也完全多餘。正如聖經所言︰「對上帝的畏懼，就是智慧的開端。」換言之，治療愚蠢的唯一辦法，是靈性上的救贖，因為唯有這樣，才能使一個人像上帝眼中負責任的人那樣生活。
不過，在對人的愚蠢的這些思考中，也有一點可慰之處。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大多數人在所有的環境中都是愚蠢的。長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們的統治者是希望從人們的愚蠢之中，而不是從人們的獨立判斷和敏銳思想之中，獲得更多的東西。
潘霍華所思考的層面是國家及政權，納粹時期的愚蠢。但他的觀察同樣適用於個人和社會層面。那些被利欲薰心而背信棄義、自甘墮落的人；那些喜歡操弄是非、品格低劣的社交動物；那些靠奸詐欺騙覓食的敗類⋯⋯，都是在愚蠢中或依賴別人的愚蠢中，希望獲得更多東西。
人世間的一切悲劇、災難，源自於愚蠢。愚蠢不是理智的缺失，而是道德的缺陷。
正如潘霍華所說的，對愚蠢講道理的確毫無用處，只能訴諸心靈的救贖。潘霍華相信用「對上帝的畏懼」達成救贖，也就是說要以道德作為人生最終的指引，並且畏懼因不道德而受到嚴厲懲罰。
我們都清楚，只有善的宗教並不足以培養善的心靈（治癒因道德缺陷下的愚蠢），人們必須首先生活在一個平等、自由、公義得到保障及彰顯的社會。
自由民主的制度是必要條件。
